快遞小哥不是社會的“臨時工”

来自未知 2020-12-20 01:30

       

  “快遞小哥”月收入是“傳說”的過萬元嗎?難!團中央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,東部地區快遞員月平均工資5110元,中部地區4464元,西部地區4247元。近日,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、國家郵政局機關黨委聯合公布《促進快遞配送從業青年的職業發展和社會融入》調研報告。該調研報告也結合了前期共青團中央、國家郵政局共同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開展的課題。2018年9月以來,各級團組織、郵政管理部門廣泛開展傾聽和調研,形成調研報告169篇。

  如今,“快遞小哥”成為團組織關注和服務的青年群體之一。2019年“共青團與代表、政協委員面對面”活動主題定為“維護新興職業青年群體的發展權益”,其中快遞配送從業青年為主要群體。

  過去了20天,快遞員劉闊回憶起那天的場景,習總看望春節前仍在工作的“快遞小哥”,自己非常激動。2月21日下午,2019年“團中央與全國代表、全國政協委員面對面”主場活動在京舉行。他面對代表委員,還當場說出很多“快遞小哥”的共性訴求。

  他說:“我叫劉闊,是來自順豐的一名普通快遞員。非常驚喜,也很榮幸過年前夕在工作崗位受到習總的慰問,通過慰問,深切地感受到習總對一線人員的暖心關懷,我們對自己從事的行業非常驕傲。”

  2017年,他加入順豐之后,主要負責琉璃廠一帶的快件送收。該地區客戶主要寄送一些書畫、古董等藝術收藏品,在每天與客戶的溝通中他逐漸了解了藝術品特殊市場的業務需求,並通過的交流逐漸與他們成為朋友。

  劉闊說:“在派件中有的客戶熱心地送上一杯熱水,我感覺這個城市不再有疏離感。公司層面也關愛快遞小哥,比如在工作環境中配置休息區,定期開展新春祝福等主題活動,公司還通過科技手段降低員工的勞動強度。”

  面對代表委員,他提出建議,希望行業主管部門能夠多為一線小哥呼吁,宣傳一線人員為人民群眾服務的社會價值,提高社會對一線快遞員工的認同感,能開展一些跨公司乃至跨行業的交流,在行業層面對快遞員開展專項培訓,提升個人專業水平,拓寬知識面。

  盡管劉闊已經成家,但是他發現“快遞小哥”的個人問題不容忽視:“青年快遞員的個人問題需要重視,平時他們工作強度大、工作時間長、解決個人問題有難度,可否在行業層面開展青年聯誼活動。”

  住房,是大城市打拼“快遞小哥”的“痛點”。劉闊提出,一線二線城市快遞員住宿成本高、房租壓力大,建議為“小哥”出台一些住宿保障政策,希望能建立一些快遞員申請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政策。

  “快遞小哥”群體長啥樣?他們絕大部分為18至35歲的青年。有關報告顯示,2018年全國快遞業務量突破500億件。一支數量龐大的新就業群體迅速興起,以郵政速遞(EMS)、順豐、“三通一達”(申通、圓通、中通、韻達)等為代表的快遞企業,一線配送人員突破300萬。此外,美團、餓了麼等O2O、外賣行業也擁有上百萬名專兼職的終端配送員。

  本次調研中,社科院調研組對5279個調查樣本的分析顯示,快遞配送員中,男性居多(88.9%)﹔以青年為主體(20至29歲49.3%,30至39歲40.8%,40歲以上7.4%)﹔農業戶籍居多(77.9%),大部分為進城務工青年﹔學歷層次偏低(初中及以下29.2%,高中職校及中專47%,大專15.7%,本科及以上5.3%)﹔面貌以群眾(57.9%)為主,團員和黨員比例不高(21.9%、5.7%)。

  調查顯示,“快遞小哥”入職前大部分從事過建筑工人、餐飲服務員、銷售員、保安及司機等工作。南寧的調查中,69.8%認為快遞業門檻低、上手快,46.8%認為這是能找到的不需要高學歷且收入較高的職業。

  “快遞小哥”的工作時間普遍較長,近一半的快遞員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,8至10小時有30.6%,12小時以上有21.4%。48.9%表示每周隻能休息一天,還有44.5%表示休息時間不確定。

  他們的勞動強度究竟有多大?每天派件量在50至100件佔38.4%,100至150件佔11.8%,150件以上佔19.2%。在“雙十一”等高峰期,配送量更是呈爆發式增長。訪談中“忙得腳不沾地”“累得不想說話”是他們說的最多感受。

  報告指出,因投訴糾紛、缺少保障及職業發展等問題,很多青年並不把快遞配送作為一份長久工作。從業不足一年者佔39%,一至兩年佔31.2%,兩至三年佔12.1%,五至六年佔5.9%,七年以上為11.9%,短期從業特征明顯。

  研究人員在武漢的調查中,郵政EMS、順豐的快遞員流動率均達30%左右。調查還顯示,目前快遞配送從業人員中,在校學生兼職的比例也達到18.6%。

  很多人認為“快遞小哥”收入高,其實並不如此。調研報告指出,他們的月平均收入3000元以下23.3%,3000至4000元20.2%,4000至5000元25.7%,5000至6000元13.2%,6000元以上17.6%。東部地區快遞員月平均工資5110元,中部地區4464元,西部地區4247元。

  2017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均薪資3813.4元,快遞員為4859元,高出27.4%。對比之下,從表面上看這個行業收入水平不低,但高工資來自高強度超時加班,如果以小時工資為標准,則平均23.9元,僅相當於最低工資標准(人社部公布的32個城市最低小時工資標准,24元,其他地方基本在15至20元之間)。

  具體到計酬方式,“快遞小哥”的計件工資佔較大比例(55.8%),其次是月薪制(11.5%)、底薪加績效工資(14.9%)、底薪加提成(10.6%)。物流快遞、直營模式多採用固定薪酬加績效,外賣快遞、眾包快遞和加盟模式更多採用計件方式。

  從支出來看,他們呈現出生活中消費高、娛樂少的特點。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8322元,當年快遞員人均消費支出為23459元,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8%。訪談中,44.5%認為工資基本夠用,33.2%認為比較困難,19.4%認為非常困難。

  在此情況下,特別是他們面臨“累得下班就想睡覺”的工作壓力,快遞員的休閑娛樂很少(看短視頻17.8%、聽音樂15.0%、看電視劇或電影14.2%、打游戲10.3%),半數以上什麼都不參與。

  盡管勞動強度大、收入水平不高,快遞員對工作的滿意度處於中等水平。其中,1~10分調查區間中,總體平均分6.62分,44.8%給出了8分,僅有15.9%給出4分以下。

  很多從業青年認為這份工作是壓力與動力並存。一方面,雖然累但收入還行,特別是時間比較,在固定區域內完成配送任務即可﹔另一方面,56.3%感覺自己的工作不受人尊重,65.1%缺乏職業認同。

  盡管國家對快遞配送行業的有序發展高度重視,近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規政策,但是調研顯示,快遞配送從業青年面臨的問題仍然很多。

  調查中,“快遞小哥”的勞動合同的總體簽約率為78.7%。加盟制運營模式下,網點作為承包方要自負盈虧,為了節約成本和規避風險,大多與“快遞小哥”不簽訂勞動合同,便於隨時解聘﹔外賣平台更是隻與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達成勞務派遣輸出協議,進一步降低用工成本與風險。

  依托互聯網經營的新業態,“勞務”呈現出新模式。直營快遞公司採用較為傳統的招工用人模式,但更多的企業都是採用加盟制運營,美團等外賣平台更是讓配送員在網絡注冊,與平台不產生法律意義上的直接勞動關系。快遞配送從業青年難以依據現有的勞動法律法規來維護自身權益。

  “快遞小哥”面臨的現實難題是——社會保障程度不高。傳統的直營快遞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做得比較好,加盟制公司為了節約成本、減輕負擔而不繳納社會保險成為潛規則,與外賣平台合作的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,一般也僅是購買意外險,其他險種基本缺失。具體到各個類型,物流快遞中的從業者沒有社會保障的21.1%﹔外賣快遞47.8%﹔直營模式沒有社會保障的9.3%﹔加盟模式35.2%。

  勞動權益保障情況如何?調查中,28.6%的“快遞小哥”表示遇到過勞動權益問題。具體情形看,雇主拒絕繳納社會保險(45.7%)、強制加班(38.2%)、工作安全保護未達國家標准(34.5%)列前三項,其他包括拖欠工資(22.7%)、工傷(14.1%)等。物流快遞的主要問題是強制加班(51%),外賣快遞主要是雇主不繳納社會保險(63.6%),眾包快遞則在拖欠工資方面最高。

  調查顯示,企業對快遞員群體以罰代管現象普遍。82.9%的“快遞小哥”表示所在企業有罰款制度。外賣快遞最高(95.8%),物流快遞和眾包快遞分別為75.4%和75%﹔平台模式有罰款制度的高達95.5%,加盟和直營分別為84.2%和68.7%。在調查前一個月內,47%的快遞員表示被罰過款,被罰數額平均為413元。

  調查發現,“快遞小哥“保護意識不強。他們遇到勞動權益受侵害情況時,65.7%表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。即使採取行動,也主要是個人與本單位協商(14.7%)、直接辭職(12.8%),通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(4.3%)、找工會(2.5%)、找法院(1.7%)、找媒體(1.3%)的比例都很低。

  由於行業流動性大,很多都是臨時工,大部分“快遞小哥”對社會保障並不了解,比如有的認為有工傷保險就不需要再參加醫療保險,有的認為自己在農村的“新農保”可以在發生交通意外時報銷醫療費用,實際上意外醫療不在政策規定的報銷范圍之內。

  快遞員平均每天要在上奔波70至80公裡。大多數企業都是按照派件量來發放工資,許多快遞員急於送件,尤其是外賣行業更是以限時送達為賣點,為了將時間壓縮,超過60%的快遞員違反過交通法規,、闖紅燈、佔用機動車道等違章情況屢見不鮮。加之長時間重復工作容易出現疲勞,存在相當程度的安全和健康隱患。

  目前,快遞行業明確由郵政管理部門監管,能夠及時處理突發事件和投訴,但也存在監管對象多、聯合執法難協調的困難。外賣行業的監管部門目前還沒有明確,產品生產企業、外賣平台、配送員雇佣公司可能分屬不同部門甚至不同地域,事實上處於監管缺位的狀態。

  快遞員的運送工具主要是電動三輪車、摩托車、燃油助力車,這在城市交通管理中,通行和停靠都經常受到。他們普遍的反映是,在主城區、重點街道、重點商圈臨時停靠難,進小區、機關、高校難,有的物業額外收取進場費,快遞員不得不在周邊“擺地攤”投遞。

  “快遞小哥”常常遇到問題——企業內部管理不規范。很多快遞企業為了搶佔市場,採用加盟方式,總部對加盟店和網點基本不管,隻看重層層提成。加盟商自負盈虧,交給總部的面單費、派送費、中轉費等費用已經不低,無心關注長期規劃,更不會去關注員工的發展和利益。就業單位與快遞員之間的關系被壓縮為接單與送單,一些快遞員認為,除了經濟收入,與企業之間沒什麼其他關系。

  訪談中,很多人強調一點,快遞職業相對,沒有太多約束,“這活兒是苦點兒累點兒,但是它”。

  社會對“快遞小哥”的總體評價不高。公眾對快遞員的負面情緒較為強烈,投訴過的佔78.95%。在南寧的調查中,對於“快遞職業是當今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職業”這一問題,44.6%的人表示很同意,43.1%較為同意,2.3%很不同意。在貴陽的調查中,公眾認為主要問題是“服務質量有待提高”(38.7%)、“快件投遞延誤”(29.5%)、“快件破損或遺失”(12.6%),“服務態度差”“價格混亂”也佔一部分比重。

  難以融入所在城市是很多“快遞小哥”的“痛點”。經濟融入有較大阻力,特別是住房問題難以解決。在調查訪談中,48.5%的“快遞小哥”感覺自己不屬於城市,53.3%感覺只是城市的過客,46.6%感覺在城市中總是低人一等。

  南寧的調查中,問及最需要得到來自哪方面的幫助和改善,77.6%的“快遞小哥”表示是“客戶的理解”。

  公共事務參與度低是“快遞小哥”另一個“痛點”。超時工作背景下,快遞員參與各類社會組織或團體的比例都不高。網上活動頻率也較低,僅微信群/QQ群每天他們的使用率達到14.8%,其余大多不足5%。經常關注網絡熱點事件者隻有37.8%,半數以上(52.4%)偶爾關注,9.8%從不關注。大多數人對於網絡上的熱點事件只是閱讀(83.6%),隻有6.2%會轉發並評論。

  如何幫助“快遞小哥”解決問題?調查報告建議,國家推動企業制定合理的工資標准,通過績效獎勵方式,對快遞員的工作強度進行合理評估,對接單量、配送量進行控制和優化,完善配送考核制度。企業對一線人員落實日常關懷,例如通訊設備、交通工具、定期體檢、休息站點、愛心早餐等。

  在此基礎上,報告指出,國家和企業要完善培訓機制、暢通晉升通道,引導快遞員進行合理的職業規劃,增強職業認同感,全面推開快遞工程技術人員職稱評審,推動開展快遞員、快件處理員職業技能等級認定,組織開展郵政行業職業技能競賽,優化職業成長徑,拓寬職業發展通道。完業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,支持高等學校開設郵政工程、郵政管理等專業,建設專業人才隊伍。

  國家如何對快遞公司進一步規范?報告指出,適應依托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發展的行業特點,國家明確加盟、承包、代理的主體資格及其責任、義務,從規范經營主體來規范勞動關系。特別是加強加盟網點管理,企業總部和勞務發包方對網點和承包方不能“一包了之”,應明確其負有管理責任。

  如何進行多層次的規范?主管部門要加大對企業勞動用工的監管,對加盟網點也要進行實地督查。發揮行業協會積極作用,建立行業管理規范和標准,對企業實行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。

  強化勞動權益保障是關鍵一環。報告建議,相關部門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,完善就業、勞動權益保護機制,規范快遞員的工資標准、合同條款、商業保險、糾紛解決等內容。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加強快遞員權益保障的指導意見,強化勞動用工、集體協商、依法參保、素質提升等要求,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、爭議調解仲裁力度。國家推進快遞業制定合理的參保方案,根據職業環境和行業特性,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險體系,加大意外傷害險的商業彌補。

  個人生活也是關注的重點之一。報告建議,相關部門和企業通過提供集體宿舍、住房租金補貼、納入廉租房范疇等方式,盡量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。同時,相關部門設立全國郵政行業先進集體、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項目,發揮榮譽表彰的引領、典型示范作用,增強“小蜜蜂”的職業榮譽感,推動全社會形成崇德向善、見賢思齊的良好氛圍。

  日常的快遞車輛管理如何管理?報告建議,應對快遞配送車輛的車型、重量、制動標准進行統一規定,交管部門制定上行駛和停靠標准,保險公司配套出台針對性的保險投保產品。完善市區停車設施,改善配送車輛的停靠條件。城市將快遞終端設施納入公共服務基本建設,建立多個企業共享的末端投遞“超市”,增設智能投遞櫃減少無效投遞,終結投遞“擺地攤”方式。

  報告特別指出,應加強企業黨團組織建設,建立行之有效的屬地化組織覆蓋,暢通訴求表達渠道,積極吸納他們參與各類政策協商、評議平台。

  報告還為“快遞小哥”支招,放大個體的聲音,比如加快建設快遞行業工會,把工資薪酬、福利待遇、勞動強度等納入集體協商范圍,推動落實最低工資標准和欠薪報告制度。另外,相關部門發動媒體多方位展示快遞員群體風採,選樹愛崗敬業、自強不息的行業典型,引導公眾尊重、理解、關心這一群體,提高從業青年的社會融入感和職業自信心。

  “眾所周知行業門檻較低,但並不意味著快遞小哥沒有提升的潛能。建議加大培訓,不斷提升快遞小哥的能力和素養。”2019年團中央與全國代表、全國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主場,快遞小哥宋學文代表一線員工發聲。

  今年,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、國家郵政局機關黨委共同邀請5位全國代表、5位全國政協委員,走進中通快遞公司,慰問一線從業青年,並與快遞企業、青年代表面對面交流。如何促進快遞配送從業人員的職業發展和社會融入,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問題。

  2014年以來,中國快遞業務量位居世界第一,去年正式超過500億件。這些數據背后,是許許多多快遞行業從業者的辛苦付出。

  京東物流快遞員宋學文入行快8年了。作為一線的快遞小哥,他見証了這個行業的發展和變遷,也收獲了“最美快遞員”“全國五一勞動獎章”等榮譽。

  “這些年來,隨著快遞行業的快速發展,我們快遞小哥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。”宋學文感受到,收入越來越多,生活越來越好,心裡也越來越暖。“特別是今年年初習總新年賀詞中點贊快遞小哥,又在春節前夕看望一線員工,令整個行業感到振奮”。

  比如,快遞行業准入門檻較低、上手快,不少人認為這是能找到的不需要高學歷且收入較高的職業。但在宋學文看來,這些正是快遞小哥提升的潛在空間。他建議,能夠加大培訓,對取得一定成效的企業給予政策傾向和相關補貼,同時也能更加關注行業涌現的先進人才,幫助快遞小哥提升自身能力和素養。

  作為快遞行業一線從業者,如何提升自己的職業技能?順豐快遞小哥劉闊沒少思考。可否在行業內開展一些跨公司乃至跨行業的交流?是否能定期開展專項培訓,加強對新形勢新業務的知識普及,提升小哥的專業度、拓寬知識面?交流中,他不斷拋出自己的想法。

  李朋璇是百世快遞的快遞員。參加工作5年,他最大的感受是,快遞不僅是電商平台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梁,更成為鄉村地區追趕發展的良好通道。

 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,關鍵的快遞運輸環節卻並不完善。於是,李朋璇總結工作經驗,積極思考,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建議。

  2017年,李朋璇以“青春的網民”留言:農村生鮮快遞意外賠償貴,盼望買保險,希望國家有關部門重視生鮮快遞的現狀。原本以為會石沉大海,卻意外被總理邀請到參加面對面座談會。

  2018年3月,李朋璇所在的公司與保險公司簽訂了協議,提供生鮮寄遞保險服務,花兩角錢可以最高賠付36元�件。

  一方面,快遞行業一線從業青年對自己的崗位和工作充滿信心,但另一方面,有調研顯示, 66%的快遞小哥認為過不了幾年他們會被人工智能替代。如何有效提高自身職業技能,讓他們更好地實現價值?成為當下不少快遞小哥的關注點。

  談到平時工作,服務中收到的一句“謝謝”,遇到問題時來自客戶的一份理解,成為不少快遞小哥認為的幸福時刻。

  秦效書是的一名閃送員。“閃送按照訂單多勞多得,雖然辛苦,收入是很可觀的。我剛開始加入閃送時每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,加入兩年多,隨著業務的熟練現在月入過萬元”。

  但是,像秦效書這樣“高收入”的背后,卻是高強度超時加班,工作中依然有不少困擾。比如“裝備跟不上”、區域等。

  秦效書所在的閃送員群體中,一部分使用電動車配送物品,現有充電裝置較少導致時間成本增加,這樣每天少了很多訂單。大部分閃送員選擇摩托車,速度快、續航能力強,但城市有些區域摩托車及三輪車上行駛,停車也難。他希望,能夠有相關政策可以幫助解決這些問題,提高閃送效率。

  去年,在團中央和國家郵政局委托下,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針對快遞小哥群體開展了專題調研。該所青少年與社會問題研究室副主任、研究員田豐參與了調研,他把快遞員比作“互聯網的紅細胞”。通過調研,他發現,在大城市中,像秦效書這樣的快遞小哥,月入過萬,工資水平在已經相當於一個初級白領,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卻並不高。

  “青年快遞員平時工作強度大、工作時間長、解決個人問題有難度,可否在行業層面開展青年聯誼活動?……”同為千千萬萬快遞小哥中的一員,劉闊的呼聲代表了不少同行們的心聲。

  中通快遞集團副總裁張建鋒介紹,近些年,中通快遞集團不斷探索通過新的政策增加員工的收入,同時為員工提供內部培訓和晉升通道。“在中通,大部分網點老板都是從快遞員做起,現在的政策也是努力幫助一線的業務員從就業創業,讓他們從加入到信任、熱愛這個大平台”。

  同時,張建鋒也坦言,讓一線員工有獲得感、幸福感、認同感,這個工作光靠企業能力是有限的,必須要、全社會來指導、完善。他舉了個例子,“比如說社會認同感,這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,目前國內的公眾對快遞小哥沒有足夠的尊重,小哥被打罵的情況時常發生,我們希望加大人身保護和關愛,希望全行業一起來推動。”

  “在當前的環境下,快遞小哥所面臨的困難和需求豐富多樣,但解決力量有限,這需要社會齊抓共管做好工作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團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常務副王陽認為,要給快遞小哥群體多一些反映訴求的渠道。

  全國政協委員、國家郵政局普遍服務司司長馬旭林則建議,團中央要繼續推動快遞企業團組織的建設,將從業青年緊緊團結在團組織的周圍,加大對快遞企業及快遞網點表彰的力度,增強基層網點青年團隊的自豪感和職業認同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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